阅读陈寅恪的著作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外人看到《柳如是别传》篇幅很厚就心生畏惧，而内行人对于他考证杨贵妃初夜的段落会心中产生一丝笑意。这位被称作教授之教授的学者，在《元白诗笺证稿》当中竟然认真探究杨氏入宫之前是不是保持着处女之身。初看起来好像是学术方面的八卦之事，实际上却蕴含着解读盛唐的密码。
说来有些奇怪，这桩公案在清代就存在着伏笔。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坚决声称杨玉环是以处子之身进入宫中，原因是武惠妃在开元二十四年的时候去世，刚被册封为寿王妃的杨玉环在守孝期间没有和李瑁在一起共同生活。但是陈寅恪查阅完《旧唐书·武惠妃传》后发现，这位受到宠爱的妃子实际上是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的时候去世的，距离杨玉环被册封恰好有两年的时间。依据唐代亲王册妃就一同进餐的礼仪制度，如果李瑁两年都没有进行夫妻之间的行为，那就反而成了医学方面的奇迹。
展开剩余70%我认为陈寅恪的考据刀法精妙的地方在于破和立相互产生。他首先承认朱彝尊所引证的《旧唐书·杨贵妃传》存在开元二十四年的记载，随后立刻指出同一部《旧唐书》里的《玄宗本纪》和《武惠妃传》都明确记载成二十五年。这种运用对方的矛来攻击对方盾的战术，比起仅仅堆砌史料更能体现功力。
但真正让初夜考证超出猎奇范畴的，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胡汉文化视角。李唐皇室长时间与鲜卑贵族进行通婚，唐太宗李世民拥有三分之二的鲜卑血统，所以不会如同中原士族那般严格坚守贞操观念。当朱彝尊运用理学思维为唐玄宗进行洗白的时候，陈寅恪所看到的是关陇集团对草原习俗的保留，北魏以来父死妻后母、兄死娶寡嫂的传统，在玄宗纳儿媳这件事情上寻找到了现实的例证。
同时代的学者钱钟书曾经对这件事情进行过批评，他表示这件事情比济慈考证喝什么稀饭还要没有意义。不过季羡林在晚年的回忆录里专门提到，陈寅恪运用杨贵妃的例子示范了如何从小的方面看出大的方面。陈寅恪从婚俗方面的差异切入来探讨民族融合的问题，之后又将其与唐代开放气象的形成原因联系起来。这如同地质学家通过一枚贝壳来判断古海岸线的变迁一样，是显微镜和望远镜交替进行使用。
后续对于陈寅恪的研究呼应值得人们去仔细玩味。当代学者在对李白《清平调》里“可怜飞燕倚新妆”进行考证的时候发现，唐代宫廷对于女性再婚的宽容程度要比宋代高上许多。就连白居易在撰写《长恨歌》的时候都特意去模糊长生殿的斋宫属性，将帝妃秘誓的场景进行浪漫化的处理。这是因为在民众的认知当中，祭祀天神的高台是不如寝殿帷帐更适合用来谈情说爱的。
这么来看，陈寅恪对于初夜的考据成为了检验文化心态的试金石。在2024年人民网重新对长生殿七夕传说进行阐释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唐代七夕祭祀具有公共性，这就在不知不觉中证实了陈寅恪当年的判断：将历史人物生硬地纳入礼教的框架之中，反而会错失真正的时代发展动态。
或许真正的史学智慧就在于敢于从尘埃之中捡起旁人当作碎屑的线索。例如陈寅恪反驳朱彝尊时所说的那句冷幽默话语：距离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已经请期了却不亲自去迎接并一同举行同牢之礼？利用生活常识来戳破道德幻象的这种能力，比任何理论演绎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要是下次有人问考据杨贵妃初夜有什么意义配资代理平台，那么不妨反过来进行问：要是连直面人类基本行为的勇气都不具备，那么又如何去理解那辉煌且复杂的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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