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重症是指在肿瘤患者全生命周期中发生的危及生命的疾病状态，需在肿瘤诊治全流程中给予适宜的重症医学规范化救治和管理，以实现患者生存获益的交叉学科[1-2]。随着肿瘤诊治与重症救治技术的双重进步，ICU 收治的肿瘤患者数量显著增加，且研究证实重症救治可有效降低肿瘤患者的死亡率[3-4]。作为面向系统性疾病、跨学科特征鲜明的学科，肿瘤重症的发展与多领域研究及临床应用进展密切相关[5]。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细胞免疫治疗、新辅助治疗等相关领域的迅猛发展，使肿瘤重症涌现出诸多亟待解决的共性基础问题，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并确立学科发展的基本原则，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肿瘤重症理念认知需要复杂系统思维
1.1肿瘤重症收治标准具有复杂演进性
肿瘤诊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细胞疗法的突破，显著提高了肿瘤救治率[6]。2006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肿瘤定位为慢性可控性疾病，通过规范诊治与管理可实现患者长期生存并维持良好生活质量。当前，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筛查普及及癌症治疗效果提升等因素共同推动肿瘤患病率上升，肿瘤重症的占比也将持续增加[4]。基于这一理念革新，结合肿瘤重症患者预后主要与危重状态诊断及器官功能障碍数量相关的研究结论，目前肿瘤重症收治标准更为宽泛[5,7]，且大量证据表明ICU救治可为肿瘤重症患者带来生存获益[8]。
展开剩余89%在临床实践中，肿瘤患者因疾病本身或治疗并发症需入住 ICU 已无根本性争议[3,5,9-10]，但收治决策仍需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并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基础状态尚可的急性可逆性重症（如急性导管相关性感染、急性循环衰竭等）推荐收入 ICU 救治；
2预后极差且无可行肿瘤治疗方案的晚期肿瘤患者不建议入住ICU；
3晚期肿瘤但有相应诊疗方案的患者，需重点评估肿瘤本身预后、现行肿瘤治疗状态及重症治疗对肿瘤治疗的影响；
4所有决策均需纳入患者总体治疗期望值、价值倾向及经济状况等人文因素。
针对晚期肿瘤患者，有研究提出 ICU 限时治疗（TLT）策略[11-12]，即由医生、患者本人及其代理决策人（通常为家属）共同协商，在确定期限内（一般根据病情严重程度、肿瘤治疗阶段及医疗资源可及性设定为 3~7 d，特殊情况可延长至 14 d）实施生命支持治疗，期限结束后根据治疗反应与病情变化，决策是否继续治疗、转为舒适导向治疗或延长限时治疗周期。该策略可为ICU合并严重基础疾病及治疗获益不确定的患者提供以目标为导向的护理框架。
综上，肿瘤重症患者的收治是一项复杂的医疗决策，需在尊重患者意愿、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与降低预后不确定性之间寻求平衡，实施分层管理[13]。未来还需通过多中心队列研究进一步细化不同肿瘤类型、不同危重状态下的收治阈值，为个体化收治决策提供高级别证据支持。
1.2肿瘤重症病情具有复杂多变性
免疫力是肿瘤重症病情演变的核心驱动因素，也是临床评估的重点与难点。免疫力既是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传统放化疗副作用的主要作用靶点，同时更是新免疫疗法的核心作用靶点与重症救治的重要切入点[6,14-15]。肿瘤重症患者的免疫力呈现“四位一体” 的复杂影响特征，导致其病情演变规律在现有临床诊疗体系下更趋复杂，给治疗评估带来巨大挑战。
肿瘤重症治疗需兼顾三个层面的因素：
1微观层面，重点聚焦免疫治疗相关毒性［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 (CRS)中的白细胞介素(IL)-6 与干扰素-γ(IFN-γ)级联反应］，需借助分子检测技术动态监测细胞因子水平，及时启动靶向抑制治疗；
2中观层面，需关注肿瘤-宿主间的相互作用［如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诱发心肌炎所涉及的交叉抗原反应机制］，并建立多器官功能联动监测体系，早期识别连锁性损伤（如CRS诱发毛细血管渗漏→急性肾损伤→心功能抑制）；
3宏观层面，则涉及医疗资源系统［如体外膜肺氧合 (ECMO)中心的地域可及性差异］，亟需完善区域医疗资源协同网络，提升稀缺资源的可及性[1,3,7,16]。
面对此类高度复杂的病情，传统的还原论思维（“疾病-器官”线性模型）已显不足，如抗 PD-1 抑制剂诱发的心肌炎，需同时干预T淋巴细胞对心肌抗原的交叉攻击（微观）、全身炎症状态（中观）及心脏移植可及性（宏观），任一环节的干预缺失均可能导致治疗失败，因此临床需组建跨学科评估团队，整合多维度信息以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1.3肿瘤重症救治轨迹具有复杂多样性
肿瘤本身具有复杂异质性，肿瘤重症的救治需建立在肿瘤干预基础之上。靶向治疗、细胞免疫疗法等精准医学技术为肿瘤治疗带来革命性突破[17]，但也使疾病发生发展、临床诊治及患者管理面临全新挑战，对多种疗法的系统组合更需以复杂系统思维进行整体把控[1-2]。
一方面，需明确 ICU 中接受器官功能支持的患者能否进行肿瘤治疗。肿瘤重症医生应积极面对这一现实挑战，从重症救治视角探索解决方案，在控制重症的同时为肿瘤治疗创造条件，这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肿瘤治疗与其他医学治疗类似，若其进程威胁到危重病情的控制，则需像清除感染源一样予以重视，核心在于通过动态监测肿瘤负荷指标（如循环肿瘤 DNA、肿瘤标志物）、器官功能评分［如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SOFA）］及免疫功能状态（如淋巴细胞亚群分析），精准判断肿瘤治疗的时机与强度。
另一方面，需关注肿瘤治疗效应对重症的影响。以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为例，CRS是其常见并发症，多数毒性反应可通过皮质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缓解[15,18]，且此类并发症并不必然导致药物停用或治疗方案更换。
与传统化疗不同，部分新型疗法在器官功能障碍状态下仍可使用，且在危重患者中也能展现出快速肿瘤反应；同时，新疗法可靶向肿瘤病理生理学特定通路，其耐受性优于传统化疗。这要求重症医师熟悉非典型的治疗反应模式，如肿瘤假性进展（即治疗后病灶体积初始增加），其可能导致短暂的局部并发症，需通过影像学动态随访、病理活检及分子标志物检测与治疗失败相鉴别，避免过早终止有效治疗。此外，随着新型疗法日益增多，患者病程轨迹更趋复杂（多疗法同时或序贯使用），新的药物相关疾病可能以危重症形式呈现，ICU 需在诊断及治疗策略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2肿瘤重症综合管理需秉持价值医疗理念
肿瘤重症治疗的医疗价值评估，需综合考量患者的生存获益、生活质量改善、直接医疗成本与隐形成本。Rogerson 等[16]研究显示，儿童肿瘤患者转入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的比例提升 18% 的同时，其死亡率下降 20%，这体现了较高的医疗价值；而晚期肿瘤患者在 ICU 接受治疗的费用增长达40%，却未能带来显著的生存改善，则属于低价值医疗[3]。因此，肿瘤重症管理需深度植入价值医疗理念[1-2,13]。
2.1提升肿瘤重症治疗的可及性
肿瘤重症需纳入抗肿瘤治疗一体化管理体系，打破学科“围墙”，构建覆盖肿瘤治疗前、中、后全流程的管理模式，实现肿瘤救治全周期的“去重症化”目标。临床可通过建立肿瘤重症专科门诊、嵌入肿瘤治疗各阶段的重症风险筛查机制，对老年、晚期及接受高强度治疗的高危人群进行前置评估与干预，降低重症发生率；同时需推动医保政策优化，将肿瘤重症相关关键检查及治疗项目纳入报销范围，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升弱势群体的医疗可及性。
2.2保障肿瘤重症救治的高效性
多学科团队（MDT）模式是保障治疗效果的核心支撑。肿瘤重症的复杂性（癌种多样性、病情异质性、治疗与管理模式多元性）决定了其管理必须以 MDT 为基础—在患者危及生命的关键阶段，肿瘤重症医师应在 MDT 中发挥领导作用，主导器官功能支持方案制定，为肿瘤治疗创造安全窗口。MDT 需明确核心成员（肿瘤重症医师、肿瘤专科医师、感染科医师、影像科医师、营养师等）的职责分工，建立每周固定会诊机制，对危重患者实行 24 h内紧急会诊，确保多学科意见的及时整合。
2.3强化肿瘤重症的卫生经济学评估
肿瘤与重症均具有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新疗法在带来临床获益的同时，也使全球医疗负担日益加重，而新技术收费标准不明确、医保支付政策不完善等问题，进一步影响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加患者经济压力。由于肿瘤与重症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肿瘤重症后的疾病负担评估更具挑战性，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卫生经济学证据。
如同重症医学领域对重症后疾病负担的关注，肿瘤重症的卫生经济学评估对 ICU 收治标准制定、诊疗计划优化及医疗保障政策完善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亟需重点研究的方向。与普通重症不同，肿瘤重症后疾病负担评估除关注患者功能状态［如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 评分］、认知功能［如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量表］及相关症状负担外，还需特别关注 ICU 治疗后生命支持治疗的合理性，以及对后续肿瘤治疗连续性及效果的影响[19]。
未来,需开展基于真实世界的成本-效果分析（CEA）与成本-效用分析（CUA），明确不同治疗方案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为医疗资源优化配置与医保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3肿瘤重症发展范式具有学科交叉性
3.1深度拥抱精准医学
交叉融合与开放创新是肿瘤重症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核心发展范式。肿瘤精准治疗理念为重症医学带来新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多基因组学在肿瘤领域的成功应用，推动重症治疗向分子层面深入，例如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在感染领域的应用，已实现快速识别病原体的突破，为重症感染的精准治疗提供有力支撑[3,8,14,18]。针对免疫治疗相关重症，通过检测 T 细胞受体（TCR）克隆性及细胞因子谱，可有效区分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与感染所致炎症反应，为实施精准干预提供依据。未来需进一步拓展多基因组学在肿瘤重症中的应用场景，为复杂病情的鉴别诊断与个体化治疗提供更多分子层面证据。
3.2打通跨领域政策通道
重症救治为肿瘤治疗开拓了新的空间，重症医学的新理念、新技术（如 ECMO 等器官功能支持技术）为抗肿瘤治疗的开展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尽管该领域仍存在诸多争议与不确定性[7]。未来需推动建立肿瘤重症诊疗规范及技术准入标准，明确 ECMO 等新技术在肿瘤重症中的应用指征与医保报销政策；加强肿瘤专科与重症医学科的协作机制建设，通过联合查房、病例讨论等形式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诊疗理念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3.3强化数字技术支撑
肿瘤与重症救治均会产生海量数据，这对计算医学提出了迫切需求。面对多源、异构的数据环境，需构建肿瘤重症专病数据库，整合电子病历、实验室检查、影像数据及治疗记录等信息资源；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开发病情预测模型（如死亡风险预测、器官功能衰竭预警模型），为临床决策提供支持；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关键信息，从而提升数据利用效率。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有望为肿瘤重症救治带来革命性变革，推动该学科向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4肿瘤重症的临床救治需融合时空整体性
肿瘤重症的救治需基于对重症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同时融合肿瘤诊治的时空整体性特征。在时间维度上，重症救治呈现连续及动态原则。时间连续性指标的监测是病情评估与精准干预的前提，其综合结果为后续动态评估与治疗调整提供基础，因此重症的时程表型具有显著连续性。临床需建立小时级动态监测体系，核心指标包括生命体征、器官功能指标（如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炎症因子水平及肿瘤相关标志物，通过趋势分析捕捉病情变化信号。在空间维度上，重症救治需遵循目标导向性原则。肿瘤与重症均具有多器官累及、系统性影响免疫力的特点，导致肿瘤重症救治目标更趋复杂。以全身转移患者出现低氧血症为例，需通过病原学检测明确感染与否，结合肿瘤负荷评估判断是否为肿瘤相关肺浸润，再根据免疫功能状态调整抗感染、免疫调节与抗肿瘤治疗的优先级，避免单一目标导向导致的治疗失衡。
肿瘤重症救治还具有定量性特征。在时空整体性框架下优化干预剂量，可为肿瘤治疗创造更大空间。若重症治疗目标明确、干预效果确切，基于时空整体救治效果，抗肿瘤治疗不仅具备可行性，其策略与方法也可进一步优化—干预剂量需根据重症严重程度（如 SOFA 评分）、肿瘤治疗阶段及患者基础状态个体化校准，例如免疫抑制剂剂量需兼顾 CRS 控制与肿瘤治疗效果，避免过度抑制导致肿瘤进展。
肿瘤重症治疗需把握关键时间节点：CRS 在 CAR-T 治疗后 2~5 d达到峰值，需提前启动细胞因子监测与支持治疗；而对于肿瘤溶解综合征（TLT） 而言，其5~14 d的关键评估窗口期内，需每日组织MDT讨论，动态调整治疗目标[3]。院内流转方面，需建立普通病房-ICU-姑息治疗病房的标准化病例交接清单，以确保治疗连续性；跨院协作需依托区域医疗联盟，建立重症肿瘤患者转诊绿色通道，保障患者在不同阶段治疗与管理的无缝衔接[2,8]。针对终末期患者居家死亡率升高但 ICU 治疗强度仍增加的时空错位问题，需通过预先护理计划（ACP）在治疗前端重构诊疗路径，实现救治资源的合理配置。
5肿瘤重症服务模式需加强人文体验性
肿瘤重症医学的人文体验性革新，本质上是对传统“生存率至上”范式的哲学批判与临床重构。当晚期肿瘤患者 ICU 住院费用增长 40% 却未改善生存[3]，当儿童 CAR-T 治疗中 40% 的家庭因医疗负债放弃二代测序[20]，医学进步的终极目标究竟是延长生命时间，还是拓展生命意义，成为值得深思的命题。人文体验性要求建立躯体-心理-社会三维评价体系，在技术干预与人性需求间建立动态平衡。
5.1聚焦全周期多层级需求
树立肿瘤重症患者全周期服务意识，覆盖肿瘤治疗前（重症风险告知与 ACP 制定）、治疗中（症状管理与心理支持）、治疗后（康复指导与姑息照护）三个阶段。针对患者、家属及照护者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为患者提供疾病认知教育与决策支持，为家属提供照护技能培训与心理疏导，为照护者搭建交流平台，缓解照护压力。
5.1践行具体化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不仅是一种理念，更需转化为具体医疗行动。临床实践中，需保障患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重大治疗决策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充分沟通；优化 ICU 环境，减少侵入性操作带来的不适，制定个体化疼痛管理与镇静镇痛方案；尊重患者的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避免医疗行为与患者价值观冲突；建立医患沟通专员制度，及时解答患者疑问、缓解患者焦虑情绪，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5.3重塑肿瘤重症就医体验
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决策支持系统，可实时监测医疗质量指标（如医患沟通满意度、疼痛控制达标率、ACP 完成率等），提供动态改进建议，帮助管理者快速应对潜在问题；利用远程医疗技术为居家康复患者提供随访与指导，减少再入院率；通过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环境、加强人文沟通培训，全面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与治疗依从性。
综上所述，肿瘤的发生发展具有多系统性，干预手段具有多样性，而重症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肿瘤时空状态与诊治体系的复杂性。因此，肿瘤重症医学作为复杂系统学科，需以系统思维构建学科理念，以系统框架完善病情评估，以系统方法实施临床干预，以系统规划推进病程管理。本文提出的复杂系统思维、价值医疗理念、学科交叉性、时空整体性与人文体验性五大原则，为肿瘤重症医学的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思路。未来需围绕五大原则开展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进一步细化实施路径与评估标准，持续完善学科理论体系与临床实践规范，推动肿瘤重症医学迈向新高度。
（本文编辑：李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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